而产出水平只增长2.6%

2020-05-24 23:38

上半年,我国m1(现金士活期存款)的增速达到24.6%,而m2(现金士活期存款士定期存款)的增速只有11.8%,两者间的差距进一步拉大,市场资金进一步趋向短期化配置,流动性过强,企业持币现象突出,货币在金融市场空转的压力进一步加大。贷款的投向结构也进一步佐证了上述结论,上半年人民币贷款增加7.53万亿元,规模达到历史新高,预计贷款转金融类投资的规模为1.3万亿元左右。更进一步纳入央行资产负债表考察会发现,6月份央行对其他存款性公司的债权达到57566亿元,较5月末增加8981亿元,商业银行存款准备金规模则超过22万亿元,较5月末增加9866亿元,央行资金投放在金融市场沉淀明显。

上半年,我国进出口总额111335亿元,同比下降3.3%,降幅比一季度收窄3.6个百分点,贸易顺差16720亿元。尽管人民币计价的贸易数据得到改善,但换算到美元值,总体运行情况仍不理想。此外,贸易商品结构和地理结构都存在一定不足。在商品结构中,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增速超过了机电产品和高技术产品的增速水平,占比小幅提高。在地理结构中,尽管新兴贸易伙伴的贸易规模迅速扩大,但对于主要贸易伙伴的出口形势仍十分复杂,反倾销、反补贴和保障措施的调查与诉讼再起。我们要保持定力,加大结构调整的力度,尊重并加强保护知识产权,坚持优进优出,重视服务贸易,以效率和收益重构我国对外贸易体系。

从上半年的经济运行形势看,影响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是结构性的,而主要的结构性矛盾又相互交织凝聚在部分“节点”之中。因此,积极财政政策应发挥结构性调控的效力,集中资源和政策手段,形成债务、减税和引导三大政策支柱,集中力量突破影响经济增长的瓶颈。

目前,全国ppp综合信息平台项目库入库项目9285个,总投资10.6万亿元。其中执行阶段项目619个,总投资额1万亿元,执行阶段项目数量较一季度末环比增长68%,项目落地率23.8%。在此基础上,应进一步完善ppp机制,增加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参与度,保障市场的公平性和有效性。此外,还应大力构建和完善政府性基金体系,加快推动竞争性领域的政府专项资金转为政府性基金的进程,推进引导基金、债权基金、创新基金、应用转化基金和风险担保基金等类型的基金体系建设,借助市场力量,支持企业创新和经济发展。

上半年,工业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速只有4.2%,民间投资的增速只有2.8%,作为自主性投资的两个代表性指标,其增长水平均明显落后于平均增速水平。尽管政府投资和国有控股企业的投资力度持续加大,但在拉动经济增长方面明显空间不足,且在部分领域受到产能结构的困扰。比如,上半年在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上的固定资产投资达到13108亿元,增长22.5%,而产出水平只增长2.6%。因此,要加强市场自主性投资的意愿和活力的培养,提高工业固定资产投资,提升民间投资,将推动经济增长关键因子的作用进行“复位”。

2016年上半年的世界经济,可以用风云激荡、热点频发、再失衡来描述。美国5月非农就业数据出人意料地急剧下挫,英国全民公投意外脱欧,日本央行执意坚持负利率政策,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贸易体系中受到发达国家的再度挤压而失衡等问题,都是直接而具体的表现。中国经济也面临着深刻的结构性矛盾和运行中的风险与挑战,在坚持改革、发展、稳定“三元框架”的同时,中国政府保持宏观经济政策的稳定,着力推进结构性改革,积极发展新经济,培育新动能,改造和提升传统动能,总体呈现出在加速转型升级中平稳增长的格局。上半年,中国经济增速达到6.7%,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名列前茅,也超过了许多国际经济组织和金融机构的预期,“微企稳”的特点开始形成并逐步强化。

首先,适当增加政府杠杆,支持企业去杠杆,并着力形成双向可逆的政府债务产品体系。

上半年,受到“营改增”试点扩围加速和相关财政体系调整的影响,“营改增”的减税效应没有得到充分发挥,下半年的财政体系影响因素逐渐消失,应着力加强“营改增”改革的整体效应,以支撑企业税负结构调整以及产业结构和经营模式创新。此外,考虑到下半年居民收入的增长压力,可考虑加速个税改革的进度,在顶层规划确定后,即着手分阶段、有步骤的启动个税改革,正视改革难点,突破执行难点,成熟一步推进一步,促进其他后进环节主动转型。

上半年,我国企业债务规模占gdp的比例已高达150%,甚至部分企业出现债务违约的风险和压力,银行不良债权规模突破2万亿元,不良贷款比率达到2.1%。在这种情况下,可考虑采取适当增加政府负债规模和提高政府资产杠杆率的方法为企业去杠杆,并争取良好的信用环境和融资环境。在增加政府杠杆时,要重视加强债权类产品的自身功能,重视形成“双向可逆”的交易机制。比如,通过政府资产证券化产品的设计和使用,向社会注入低风险资产,以满足风险承受力较差的市场主体的需求;同时,置换(购入)社会主体的高收益、高风险资产,发挥政府风险承担能力较高、信誉较好的特性。

第三,加强政府引导,完善ppp机制,创新政府性基金体系,形成政府与市场的合力。

其次,推进税制改革,发挥减税效应,进一步完善“营改增”,着手启动个税改革进程。